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处理方式，随时随地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代际问题即是一个例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转型社会中，年轻人与父母、祖父母的生活记忆因存在巨大不同而出现交流障碍。而这些障碍物，在诸多情况下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历史、社会的结构变迁。也因此人们经常在代际沟通断裂发生时感叹“时代变了”。

从日常生活的这些经验中可以看到，我们往往都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记忆是私人的，也是被社会化的，换言之，我们的生活环境结构在参与个人记忆，甚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确实，记忆问题说到底也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问题。

在今年新书《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中，作者刘亚秋以家庭记忆伦理的社会学研究为基础，对记忆研究展开了一种反思、再探讨。在“社会决定论”之外看到个体对记忆的争取和保存。文学是人们表现的记忆一种重要文本。下文经商务印书馆授权节选自该书第三章，内容为对土耳其作家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笔下的“呼愁”，这是一种情绪，也是心态。作者探讨了帕慕克如何捕捉这一心态，并提出呼愁是一种命运化的苦难，并最终发展为一种令人警醒的文明形式。

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摘编内容保留了原书对《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的参考引用出处，其他参考文献、注释见原书。

《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刘亚秋 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3月。

分身

呼愁表现在一系列二重性以及矛盾关系中。这种二重性最直接地表现为一种“分身”。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首先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的分身：

事实上，这一想法更多源自他的经历：因为父母在家里都“消失”后，5岁的他被家人送到另一栋房子住一小段时间，即他的一个姑妈家。这导致了他的“分身”：在另一个房间的奥尔罕不受重视且没有归属感（帕慕克，2017：81），在这期间，“我尽量表现得比实际年龄成熟，而且有点装腔作势”（帕慕克，2017：80）。“我”一心一意只想回到“我”真正的家，后来他当然回家了，但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奥尔罕的幽灵从未离他而去（帕慕克，2017：2—3）。

帕慕克作品《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文版（何佩桦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封面。

我们在这种“分身”中发现了以下理论意涵：

第一，人在地点上被分身，造成灵魂上的撕裂与不和谐的感受。

帕慕克在儿童时期，被迫住在另一个不是家的地点，他看到另一个“我”从这里生长出来，这个“我”是“不受重视”且“没有归属感”的，他的表现也有点像是“装腔作势”。显然，按照社会学的说法，他是步入社会了，表现为脱离了原生家庭这个初级群体而进入到一个次级群体，这对于5岁的小帕慕克来说有点残酷。这个分身可以被视为一个“幽灵”。

第二，这种分身导致的一个后果是灵魂上的不安的出现。帕慕克最直观的感受是：“我想到另一个奥尔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户人家（没在自己家里），便不寒而栗”（帕慕克，2017：4），甚至出现梦中的惊恐尖叫。

甚至这种惊恐的经验一直伴随他的童年：

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右一），土耳其当代作家，生于1952年，于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网址: http://www.shxyjzz.cn/zonghexinwen/2021/0908/9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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