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信息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ISSN:1002-5936
CN:11-1100/C
语言:中文
周期:双月
影响因子:4.644444
数据库收录:
北大核心期刊(1992版);北大核心期刊(1996版);北大核心期刊(2000版);北大核心期刊(2004版);北大核心期刊(2008版);北大核心期刊(2011版);北大核心期刊(2014版);北大核心期刊(2017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199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0-2002);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4-2005);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6-2007);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08-2009);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0-201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2-2013);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4-2016);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7-2018);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2019-2020);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社科基金资助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期刊分类:社会学及统计学
期刊热词:
论文
布迪厄社会学视角下高兴的英译研究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高兴》是贾平凹于2007年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延续了作家对农民命运的一贯关注,描写了在社会变革之际,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主人公刘高兴作为其中的一员,离开家乡
《高兴》是贾平凹于2007年创作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延续了作家对农民命运的一贯关注,描写了在社会变革之际,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主人公刘高兴作为其中的一员,离开家乡清风镇进城谋求美好生活却流落为拾荒者的历程。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曾高度赞扬“刘高兴”的人物塑造,他认为正是从“刘高兴”这个平凡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是什么激励了几亿人从农村迁徙到城市进而更深刻地审视这段社会变革。[1]
《高兴》的英文版HappyDreams由英国著名汉学家韩斌(Nicky Harman)翻译,Amazon Crossing(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出版。其英文版一经发行,就收获了《纽约时报书评》《出版人周刊》《科克斯评论》《华盛顿独立书评》等十几家国外权威报刊的优质评论。此外,它在海外普通读者中反响也相当好。基于亚马逊以及Goodreads这两大全球读书网站的读者评分数据,截至2020年5月20日,HappyDreams在亚马逊上有444次评分,评分为3.6分(总分为5分);在Goodreads上,有1 410次评分,167条读者评论,读者评分为3.44(总分为5分)。这些评分在中国海外图书评分中算是很不错的成绩,无疑也证明了《高兴》英文版成功地走出国门。
任何翻译产品,翻译活动以及从事翻译活动的译者、出版商等个人或集体都寓于社会语境之中。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早在1972年,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了翻译的社会学研究。[2]172-世纪90年代末以来,西方翻译研究界(如学者Simeoni、Hermans、Gouanvic)纷纷借鉴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理论对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重新进行审视。翻译学发生了“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成为继翻译的“文化转向”后的又一新研究范式[3]14。图里的描述翻译学只关注翻译系统内部的动态机制,而摒除了民族、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客观的外部社会因素。[4]18翻译社会学视翻译为“由社会规约的活动(socially regulated activity)”[5]10,不仅对“制约与影响文本选择、生产与接受”[6]28的宏观外部社会文化因素感兴趣,也关注语言转换、翻译策略等翻译研究内部问题,可以有效弥补图里描写翻译研究的不足。从社会学角度探讨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可以更好地展现“翻译活动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张力和互动”[7]15。本文拟采用布迪厄的社会学核心概念工具——场域、惯习及资本考察《高兴》英译活动。首先考察场域变化对于翻译选材的影响,其次探究译者惯习及其如何作用于具体的翻译策略,最后审视资本对于译作成功接受的助力,从而揭示《高兴》实现成功英译背后的社会制约因素,以期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借鉴。
一、场域及其对原作选择的介入
布迪厄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8]134社会空间高度分化后,会产生一个个社会小世界,这些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场域,如文学场域、政治场域等。这些场域之间既独立又相互关联。独立体现在每个场域都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8]134,也就是说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的运作法则,而场域又并非完全独立的,必然受到其他场域的影响,如文学场域会受到政治场域的影响。谈到场域,就不得不提到资本。对于场域与资本的关系,布迪厄曾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将场域比作一种游戏,而资本就是玩家手中的王牌,王牌决定了游戏的形式和结果,即资本的总量和构成决定了行动者在一定场域空间中的占位[9]149。同时,资本也是场域竞争的目标,行动者根据场域的运作规则,不断调整自己的占位争夺更多资本,特别是象征资本,即行动者凭借其经济、文化或社会资本得到官方或权威承认时,获得的信用、权威地位等社会优势,是其他资本的合法形式[10]28,继而获得支配场域的权力。往往拥有较多资本的行动者占据着场域的中心位置,也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但场域是一个充满永恒争斗的空间,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他们之间的不断“博弈”使场域充满活力[11],这也使得场域中心与边缘的位置结构具有不稳定性。
《高兴》最早在国内于2007年出版,然而直到10年后,该小说才由Amazon Crossing译介出版到英语世界。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为什么贾平凹的《高兴》能被亚马逊选中并翻译出版呢?
其一,世界文学场域发生变化——中国文学的边缘地位有所改善。卡萨诺瓦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提出不同国家所占有的语言—文学资本是不平等分配的,因而导致世界文学场域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结构,充斥着不平等与权利角逐。她依据不同语言所拥有的语言—文学资本,将世界语言界定为“dominated/dominating(被主导/主导)”的关系。英语在世界上长期处于主导语言,美国文学场域也是世界文学中心之一,而汉语由于缺乏一定的国际认可,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被主导地位,因而中国文学场域也一直处于世界文学场域的边缘位置[12]2-4。然而,随着亚裔文学地位的提升,尤其是中国作家不断斩获国际文学奖项(如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为中国文学积累了大量的象征资本,即在场域中获得了一定的、公认的知名度及影响力,其边缘位置也得以改善。此外,中国文学场域边缘位置的改善还得益于经济场域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幅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想了解真正的中国,而中国当代文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了解方式。亚马逊正是捕捉到了文学场域发生变化这一风向,将目光投向中国当代文学。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网址: http://www.shxyjzz.cn/qikandaodu/2021/0326/7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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