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胡言会（1979-），男，安徽全椒人，教授，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2.王小娟（1981-），女，四川彭州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文艺学研究。

如果说，192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开始就与政党政治形成了某种合力关系，［1］那么，阶级话语一开始并非如此，而是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邓中夏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批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他以自己鲜明的理论创新勇气提升了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水平，为新文学的转型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种种原因，邓中夏的文艺观研究比较沉寂，这不符合他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应有地位，不利于厘清“30年代文学”的发展源流。本文在研究邓中夏文艺观的基础上，阐述“五四”之后文学的阶级与启蒙、知识与伦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蠡测新文学转型的内在逻辑。

一、知识与伦理：李大钊对邓中夏的显著影响

徐复观认为，学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界域：知性的知识活动，以物理为对象；德性的道德活动，以伦理为对象。［2］从知识出发，落脚于知识本身抑或伦理道德的不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文学的不同态度。知识与伦理也是邓中夏常用的理论话语，如何处理两者关系，直接关系到其文艺观的建构过程。事实上，这一切都离不开李大钊对他的影响。

一方面，邓中夏在李大钊的指引下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他得到李大钊的全面指导，积极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创办《国民》月刊杂志，研究社会问题，他的进步非常迅速。1918年下半年，李大钊高兴地说：“马克思主义仲澥是接受了！”［3］有人这样评价他们的关系:“李大钊成为中国最早的一个疾呼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宣传家，而邓中夏是其最得力的学生及实践的先锋。”［3］可以说，邓中夏能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与李大钊的影响分不开。

另一方面，邓中夏受到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影响。1921年，他在河北保定的直隶高等师范讲授新文学，从课程内容来看，文学内容占据了较大比重。不过，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的文章赫然在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名列其中。［4］显然，邓中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讲授新文学。另外，邓中夏吸纳了李大钊的“物心”论。他在制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简章时，鲜明提出“本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4］他将平民的知识教育与自觉心教育并列，和李大钊一脉相承，着眼于知识与伦理两个方面把握马克思主义。［5］

当然，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成为邓中夏文艺观研究的价值所在。集中体现在知识、伦理与阶级的相互消长和纠葛，以及阶级与启蒙的相互融合和游离，这些二元关系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的复杂性，也呈现出邓中夏不同于李大钊文艺思想的另一种风貌。

二、知识和伦理关系的不平衡：阶级论的生成

（一）重视知识学研究

邓中夏的知识学研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褪去了生物学研究色彩，而这却是李大钊所强调的，甚至可以说，生物学成为李大钊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纽带。［6］邓中夏则更多强调社会实践意识，将知识学研究与社会动员结合起来。他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中提出，“打消工人和贫农阶级成为学者并进入知识界的念头，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4］邓中夏并非反对知识，反对学者，而是反对为知识而知识的做法，强调知识服务社会。他说：“这种由讲义得来的智识应该用之于实际，与实际的智识合拢起来，成为更广的革命智识，这是很紧要的。”［7］在邓中夏看来，革命知识并非抽象的，而是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形成革命知识，换言之，革命知识并非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基于社会学的认识论立场，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

邓中夏始终将知识与伦理的双向关系作为观察社会的尺度，只是在邓中夏那里，知识学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伦理。他说：“大抵信仰一种主义，有本于伦理的态度的，有本于科学的态度的：以伦理的态度决定主义较易，但浅薄不可恃，故有加以科学研究的必要：但亦非必人人加以科学的研究，尽可有信赖他人的研究，而与之表同情的。”［4］这是邓中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的一篇发言稿，他将知识与伦理关系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路。在他看来，用伦理的态度接受一种“主义”比较容易，但知识学研究很有必要，如此才能获得可以普及的知识，为民众所接受。邓中夏继承了李大钊从知识和伦理两个维度接受“主义”的路径，但邓中夏显然将知识视为比伦理更加重要的现代性问题。

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网址: http://www.shxyjzz.cn/qikandaodu/2020/0922/4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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