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烨（1964-），曾用名范子叶、范子晔，蒙古名罗布桑，号梵净山人，别号竹林轩主人、啸史主人、鼓簧斋主人，笔名叶夜。1964年5月生于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1970年8月迁居黑龙江省嫩江县城郊人民公社团结大队第五生产小队。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学士（1985）。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1988）。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博士（1994）。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先唐文学研究与经典解读”项目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内蒙古艺术学院音乐系兼职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兼任中国《文选》学会理事、中国孟浩然研究会理事、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文学与文化，兼涉中古史、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和游牧民族音乐史等等。主要著作有《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东方出版中心，2010），《中古文学的文化阐释》（台湾成文书局，2011），《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和《竹林轩学术随笔》（凤凰出版社，2012），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萧梁天监五年（506），北魏大军包围了徐州，曹景宗率部迎战，大败魏将杨大眼。景宗振师凯旋，梁武帝萧衍在华光殿为他设宴。一代名将的赫赫武功，自然需要著名诗人为之歌咏。于是，武帝命沈约赋韵，众文士各自领命赋诗。此时，曹景宗自当志得意满，逸气凌云，他应该安享被诗人们歌咏的荣光，但是，曹将军居然也强烈地求韵赋诗。《南史·曹景宗传》载：“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武帝本意是想保全景宗的面子，实际上是认为写诗并非他的强项，可谓体贴至极。这么好的皇帝到哪儿去找啊！《南史》随后又载：“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竟’‘病’二字。”这是一般诗人都要回避的险韵，然而领韵后，“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梁武帝叹服不已，沈约等诗人也几乎惊掉一堆下巴，为之抚掌竟日。这就是著名的《光华殿侍宴赋竞病韵》诗。我常常痴迷于六朝的文采风流，多年前读《南史》，就折服于这位名将的卓越诗才与豪迈胸怀。青年学者黄金灿博士所撰《古典诗学视域下的“险韵”现象》一文，重新唤起了我最初的阅读记忆。不仅如此，读金灿此文，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个诗坛轶事所蕴含的诗学机制问题，那就是本文所说的“险韵现象”。对此，金灿从古典诗学的视域进行了全面的探讨。他首先指出，“险韵在当代古典诗学研究界被普遍关注的情形，使我们意识到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诗韵学与诗学概念”。其次，作者对“险韵诗”进行了明确的理论界定，“就是指押险韵这一艺术手法在诗歌结构系统中由从属地位上升至主导地位后形成的一种独立的诗歌类型”。再就是对“险韵”与“强韵”“难韵”“僻韵”等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辨析，指出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险韵诗与次韵诗、独木桥体、联句诗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最后作者揭示“‘险韵’一共有三个典型历史文本，同时也由此产生三个代名词，即‘竞病诗’‘车斜韵’与‘尖叉韵’”，从而构成了我国古典诗学的特殊“险韵”现象。本文的论析层层递进，渐次转深，在宽广的诗学视域中将相关的古典诗韵现象以及前人的理论研究尽收眼底，既能够考虑到险韵的恒量，也能够兼顾险韵的变量，在动态中展示险韵的种种变化。作者的诗学体悟是独到的深刻的，其结论也是客观的自然的。作者具有清醒的理论思维，既参采古人的理论精华，又吸纳西方的诗学思想，显示出一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学术气度。我坚信，这篇论文预示了黄金灿博士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辉煌前景。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史有一种重要思想，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由官学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因而提出：“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0页）就中古文化而言，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之传承，家族确实是一个重要渠道。而汉魏六朝五言诗的发展也与家族和地域密不可分。基于这一思想，青年学者宋佳俊所撰《汉魏六朝五言诗与家族、地域之关系——以对钟嵘<诗品>的统计分析为核心》一文，对钟嵘以前的五言诗史重新进行了考量。本文统计了《诗品》中120多位诗人，将不同家族的人依次归类，由此作者发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具有典型的家族色彩，进而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潮、文学变革往往是由精英士人引起或完成的。而“学在家族”的六朝社会，精英士人群体大多出于世族，五言诗相较四言诗而言，作为一种体裁，它的主要创作者和引领者也多是精英阶层，故而也多出于世族之中。其次，作者统计了《诗品》中诗人的出生地，发现汉魏西晋之时，诗人的出生地大体以政权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后东晋南朝，随着北方世家大族的南下而呈现自北向南的发展趋势。上述情况与钟嵘出身于颍川钟氏这样一个由北入南的世家大族以及熟悉谱牒学有关，也与永嘉之乱以后士人的南迁有关。这篇文章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虽以《诗品》诗人群为核心，却能够兼顾《文选》和《文心雕龙》，这是一种在浓郁的理论思维指导下所开展的量化研究，非常具有说服力。这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作者付出的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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